今年7月，中央发出通知，印发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。通知指出，“席大大总书记反复强调，有权必有责、有责要担当、失责必追究。”
《问责条例》给广大党员干部戴上了“紧箍咒”，在党员干部头上悬了一把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。
“紧箍咒”也好，“利剑”也罢，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。要让利剑不生锈，必须坚持“失责必问”，破除“法不责众”。
“法不责众”的困局在于：不处理吧，制度的权威荡然无存；处理吧，黑压压一大片，不知道从何处下手。
公元1872年，清朝同治壬申年，江苏吴中县的县太爷遭遇了一桩奇案：一个名叫多图志的工匠被一群同行活活咬死，身上的伤口多达123处。
清人陈其元在《庸闲斋笔记》中记载了多图志离奇的死亡：一群工匠冲进多图志家里，将这个违反行规大肆招收徒弟牟利的同行团团围住。攻击者的武器不是刀棒，也不是拳头，居然是……牙齿，你一口、我一口，就这么把多图志活活咬死了。
县官听说出了命案，带人赶过来验尸，工匠们全部被押到县衙受审。但这案子确实难审——谁先咬第一口的？谁咬的致命一口？即使是被咬了123处伤口的多图志起死回生，也不知道是谁咬的……
这起案子，就陷入了一种“法不责众”的境地。但杀人必须偿命，总得找一个人来顶罪。于是，一个叫戴起义的倒霉蛋被揪了出来，原因是他在众工匠冲进多图志家张开白森森利齿之前说过一句话：“咬死人不偿命。”其他工匠则全部被释放。
这种“法不责众”的处理，是对制度执行的亵渎。
在一些地方和部门，之所以有令不行、有禁不止，规章制度成了“稻草人”，就是因为法不责众、问责不力。
如果搞“法不责众”，就会有人认为“羊随大群不挨打、人随大流不挨罚”，为一已私利，不讲规则，不讲纪律，以身试法。
2011年南充市委五届一次全会前，时任仪陇县委书记杨建华用公款，向有关人员送钱拉票，通过拉票贿选当选市委常委。此案共涉及477人，涉案金额1671.9万元。
在2013年衡阳破坏选举案中，许多涉案人员也有“法不责众”的想法，从而“集体失语”，最终导致“你送我送都在送，你收我收都在收”。
警示教育片《镜鉴》告诉我们：在案件查处中，不论党内党外，不管涉及什么人、不管涉及多少人、不管涉及哪一级，只要违纪违法一律严肃追究，不放过任何一个涉案人，绝不搞“法不责众”。
坚持“失责必问”是《问责条例》的鲜明亮点。只有坚持“失责必问”、破除“法不责众”，把该打的板子狠狠地打下去，不给机会主义者开口子，不给跟风从众者留路子，才能不让《问责条例》形成“破窗效应”。
席大大总书记指出:“制度一经形成，就要严格遵守，执行制度没有例外。”寡也好，众也好，人数不能成为制度出手与否的依据。（来源：共产党员网）
